陕西帝王陵

　　古人以送死为大事，认为死者与生者之间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联，葬地的选择被视为关乎后嗣命运良否的大事，至于皇陵的卜选更是事体重大，被认为可以直接攸关国运。历代帝王陵墓的选址大都要遵守一定的规则，主要受地理因素、政治因素、风水因素、礼制因素等几个因素的制约。
　　一、地理因素
　　地理因素对于古代帝王陵墓基址选择的影响，是指皇陵一般要卜选在国都附近，而分藩在外的诸侯王的陵墓则要建在所受封之王都或王府所在的府、县附近。帝王陵墓就近选址，这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习惯，它有便于瞻拜、守护、奉祀的用意，汉代以来尤其坚守这一原则。历代皇陵都在京城附近，例外的不多；为了便于奉守，有些王朝还不惜迁祖陵以就京城。金贞元四年(1156年)，海陵王将父祖及远祖遗骸自黑龙江故地迁葬于大房山，解决了祖陵距新都燕京路途遥远、祭拜不便的问题，这是因为迁都而迁陵的一个突出例证。道里远近是历代帝王选择陵址的最优先条件，远离京畿的其他地方风水再好，一般也不会考虑选用。
　　二、风水因素
　　风水术对于古代帝王陵墓的选址有十分重要的影响，历代陵墓兴建之前都要有一个卜选陵址的过程，其间必然要考虑到地理环境问题。风水术，或称堪舆术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、比较系统的地理环境选择理论。历代皇陵所尊用的风水术并不完全一致，大体说来，唐以前堪舆术对于陵墓选址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，只是六朝时期略为突出，传说东晋明帝善占阴阳宅①；或许唐代以前陵墓的风水意义尚不完全被后人所洞悉②。宋代堪舆术与皇陵卜选的关系更加密切，宋朝皇室极端迷信“五音姓利”之说，将之奉为卜选山陵基址的圭臬③。“五音姓利”说的基本理论是：把诸姓按“五音”分为五类，再与“五行”相对应，从而得出某姓所利的阴阳宅方位、地势走向。赵姓属角音，所利地势为首选东高西低，次选南高北低，巩义陵区的地貌是东南为高山，西北为开阔的平原；角音所利方向为壬、丙两向，即南略偏东和北略偏西，因之诸陵皆朝南而略偏东。就每座具体陵园而言，地势都是南高北低，各陵自南端鹊台至陵园中心的陵台(封土)地面是下坡式的，即越靠近中心地势越低。特别是永定、永昭二陵，陵台的顶面竟然低于鹊台处的地面，使得本来就不高大的封土堆显得更没有气势。
　　对于明清两代帝王陵墓选址影响最大的堪舆理论是假托东晋郭璞《葬书》为代表的一套理论。《葬书》认为“葬者，乘生气也”，“生气附形而有，依土而行”，明人因而主张以石山土穴为上吉，至于山葬，虽不无吉者，但有诸多忌讳。从现存遗存考察，明代帝王陵墓特别是皇陵，都非常注重“乘生气”，点穴处依《葬书》所云：“千尺为势，百尺为形。千尺言其远，指一枝山之来势也，百尺言其近，指穴地之成形也。势来形止，是谓全气。”④所以诸陵皆建于山前，以高山为背景而开穴于山坡前土地中，与汉陵之于塬上封土象山、唐陵主流之“因山为藏”、宋陵建于平川迥然有别。为了使墓主能够依土而“乘生气”，明清皇陵玄宫的石棺床正中，都要留一个方孔，其下直通原山黄土，称为“金井”。如已发掘的明定陵后殿棺床正中，明神宗棺下的金井南北长0.4米，东西宽0.2米；左、右配殿金井分别长0.39米，宽0.19米⑤，其内为“原山吉土”。
　　《葬书》主张：“夫葬，以左为青龙、右为白虎、前为朱雀、后为玄武”⑥，这是指墓穴周围的山势而言，除山势而外，还要得水，明清两代皇陵的选址大多符合上述要求，即陵后为玄武山，山体高大，前面蜿蜒出一小山包，是为玄武垂头处亦即“百尺为形”处，此前即为寿宫之穴；穴左右各有小砂山一道，是为青龙、白虎，砂山内有水流，此水流既可将山水排走而不致侵染墓穴，又有“得水”和“界水而止”的功效；陵前要有一孤耸秀丽的小山相对，是为朱雀，或名曰“案山”。一般说来，陵区内的首陵风水形局最佳，如北京昌平明长陵、河北遵化清孝陵都据有风水绝胜之地，其余诸陵并不能都卜选得有如长陵、孝陵一般完美的佳穴吉壤，但也大都遵循了墓穴周围四神布列的原则，尽量求得形局完美。
　　①南朝宋·刘义庆：《世说新语》下卷上，“郭璞选葬龙角”，钱振民点校本，第173页，岳麓书社，1989年。
　　②有研究者对于汉唐陵墓选址的堪舆因素进行过探讨，可参阅：沈睿文《西汉帝陵陵地秩序》，《文博》2001年第3期；沈睿文《关中唐陵陵地秩序研究》，《唐研究》第9卷，第377—402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。
　　③郭湖生等：《河南巩县宋陵调查》，《考古》1964年第11期；冯继仁：《论阴阳堪舆对北宋皇陵的全面影响》，《文物》1994年第8期。
　　④晋·郭璞(传)：《葬书》内篇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808册，第12-16页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。《葬书》旧题晋郭璞所撰，收入《四库全书》之“子部·术数类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认为：“其书自宋始出，其后方技之家竞相粉饰。”现代研究者中也有人认为此书当成于南北朝或唐代，笔者认为此书成书年代当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为是。
　　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：《定陵》上册，第20页，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。
　　⑥晋·郭璞(传)：《葬书》外篇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808册，第29页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3年。
　　三、政治因素
　　政治因素对皇陵卜址的影响是偶然的，但对于某些特殊人物、特殊事件来说，却至关重要。汉高祖葬咸阳原上之长陵，惠帝以后诸嗣皇帝因之，形成了汉朝的渭北陵区，但文帝、宣帝两位外藩入继者却分别葬于长安城东的白鹿原和杜原上；而文帝生母薄太后也因为吕后与高祖合葬之故，未依后妃礼祔葬长陵，而是别于文帝霸陵附近建陵，“葬南陵，用吕后不合葬长陵，故特自起陵，近文帝”①。明太祖预营寿宫于都城东郊钟山之阳，死后葬焉。明成祖“靖难”夺位后，没有在京师太祖孝陵附近为永乐五年(1407年)七月病故的徐皇后建陵，而是命人在旧封地北京附近选择吉地，最终选中了天寿山。这里必须特别说明的是，当时北京还不是国都，虽然早在永乐元年(1403年)将北平升格为北京，四年就下诏营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，但事实上，直到徐皇后病故，明成祖也一直未曾离开过南京。北京最多不过是相当于“陪都”，迁都北京之诏要到徐皇后死后十三年多的永乐十八年(1420年)底才颁下。北京陵址的选择，表明了明成祖即位之初就要远离太祖而葬的决心。从时间先后来看，成祖不愿在南京近太祖而葬不是一般的为了近国都(北京)而葬，而是由于政治原因。简单地说，一方面是篡位的道德“污点”总难抹去，另一方面则是上厌于懿文太子②。
　　①汉·班固：《汉书》卷九七上，《外戚传·高祖薄姬》，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本，第12册，第3942页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。
　　②刘毅：《明代帝王陵墓选址规则研究》，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》第3卷，中华书局，2001年。
　　四、礼制因素
　　礼制因素对于帝王陵墓基址卜选的影响，主要是指各陵墓之间的尊卑位次关系，突出表现在“陵区制”的限制上。汉唐皇陵皆自为兆域，每座陵园封域数里、数十里至百余里不等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。有些王朝则因皇陵规模较小，若干座甚至整个朝代的皇陵皆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范围内，各陵墓之间有明显的尊卑主次关系，笔者将这种葬制称为“陵区制”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南朝齐、梁两代皇陵皆在江苏丹阳，为高级皇室贵族聚族而葬，后来的陵区制或肇端于此。巩义北宋八陵位于嵩岳之北、洛水东南，为同一兆域，属于典型的陵区制。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范围内，皇陵的卜选受到诸多限制，一方面要遵循风水术，另一方面又要迁就尊卑次序；而且陵区葬法既成制度，后世嗣皇帝另择墓地便成“非法”。因此，“陵区制”成为制约王朝中后期皇帝陵墓选址的主要因素。宋仁宗驾崩后，英宗和皇太后都因考虑风水因素，曾拟在永安兆域之外别择佳穴，司马光则明确反对，他上疏说：“国家自宣祖以来，葬于永安百有余年，官司储偫，素皆有备；今改卜他所，不惟县邑官司更须创置，亦恐大行皇帝神灵眷恋祖宗，未肯即安于新陵也。”①结果作罢。
　　明成祖长陵居昌平诸陵之首，据绝胜之地，此后明朝诸帝既同葬于昌平兆域，若干代以后自然再难找到无可挑剔的上吉之穴。长陵东旁山势不佳，在明朝早中期只建有宣宗的景陵。其西旁依次为仁宗献陵、景帝废陵(即后来的光宗庆陵之地)、英宗裕陵、宪宗茂陵、孝宗泰陵、武宗康陵，至营建孝宗泰陵时风水已不理想，“初建泰陵，时都下盛传其地有水”，吏部主事杨子器上书直言其事，竟被迫与督工太监李兴至陵所对质②。武宗康陵以后诸陵多已不能取大致朝南之向，只以山势走向来卜穴。神宗自万历十一年(1583年)二月开始卜选陵址，至次年九月，先后卜得若干处吉地，但都不十分理想，他表示：“我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，圣子神孙千秋万岁，皆当归葬此山，安得许多吉壤，朕志定矣。”③言下颇有不得已者。
　　清朝继承了宋明以来的陵区制，认为父祖子孙不葬于同一兆域有不合礼义之嫌。清世宗以“规模虽大，而形局未全，穴中之土又带砂石”为由④，对于为他在遵化陵区卜选的九凤朝阳山万年吉地的风水不满意⑤。后来由怡亲王允祥、总督高其倬等人在易州泰宁山太平峪选择了寿陵址，世宗虽心喜其地，但却因与祖、父之“孝陵、景陵相去数百里，朕心不忍”，而不敢贸然开工，让大臣们讨论另处建陵“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”。于是大学士九卿会议上奏：“谨按《帝王世纪》及《通志》、《通考》诸书，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，近亦二三百里。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，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，自非一方独擅其灵秀，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、景陵相去数百里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，实未为遥远。”于是皇帝表示“朕心始安”，正式下令另辟易州陵区⑥。后来，清高宗考虑到若后世子孙皆依父祖而葬，则“孝陵、景陵日远日疏，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”，于是将自己的寿陵卜定于昌瑞山胜水峪。嘉庆初年，他又念及“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，在东择建，则又与泰陵疏隔，亦非似续相继之意”，于是命仁宗万年吉地卜于西陵界内。并预嘱：“至朕孙缵承统绪时，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。”⑦从而确定了清朝皇帝父子异陵区的祧葬之制。
　　综上所述，历代帝王陵墓择址主要受到地理因素、风水因素、政治因素、礼制因素等几方面的影响，具体到每一次卜陵活动，影响的主要因素可能是一种，也可能是兼有几种。一般说来，不同的时期、相对于不同的皇帝，影响陵墓择址的因素会有不同的侧重，开国皇帝卜陵首重地理位置和风水因素，王朝中后期诸嗣君陵墓选址主要受礼制因素限制，一些特殊人物则要受政治因素的影响；而帝王个人的好恶对于陵墓的选择也有较大的影响。
　　①宋·司马光：《山陵择地札子》，见明黄淮等编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一二五，《礼乐·丧礼·山陵及祭礼》，影印明永乐十四年内府刊本，第2册，第164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　　②明·陈洪谟：《治世余闻》上篇，卷四，点校本，第35页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　　③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六六，万历十三年闰九月丙午，校印本《明实录》第54册，第3013页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(台北)，1961年。
　　④《清世宗实录》卷八九，雍正七年十二月壬寅，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《清实录》第8册，第190页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　　⑤关于清世宗在昌瑞山陵区以外另择“万年吉地”的动因，清朝官方文献的解释是风水因素使然，史家则众说纷纭，有人基本认同清朝官方的说法，也有因“篡位”心虚而远离父皇、自高自大等种种推测。
　　⑥《清世宗实录》卷八九，雍正七年十二月壬寅，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《清实录》第8册，第190-191页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　　⑦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四九五，嘉庆元年十二月癸巳，影印皇史宬等处旧藏清抄本《清实录》第27册，第1023-1024页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
　　

中国古代陵墓/刘毅著．—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2010.5